深入探寻中国人口发展规律的力作评中国人口惯

国际人口学界1971年首次正式提出人口惯性的概念。在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著名人口学家查瑞传提出认识人口惯性的重要性以来，人口惯性的提法不时见诸有关中国人口发展(变动)的文章中。尽管如此，实际上对它的研究非常欠缺，尤其在中国。2018年初夏，茅倬彦博士《中国人口惯性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以下简称“茅书”)一书问世，实在值得称道。

扎实的理论阐释

“茅书”的前五章(书中顺序标为“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但笔者以为，按照规范的体例，称为“章”更恰当)，综述了近半个世纪来国际和国内学术界涉及人口惯性的研究文献，详解了稳定人口、静止人口、更替水平、净再生产率等几个重要的人口学概念，归纳了以往学者分析人口惯性特征的两类观点，给出了作者对于人口惯性的定义：在一个封闭人口中，如果该人口以前持续增长，即使生育水平降到更替水平或者更低，在最终达到静止人口之前，该人口规模仍然会保持一个时期增长的趋势；而如果该人口以前持续缩减，即使生育水平提升到更替水平或者更高，在最终达到静止人口之前，该人口规模仍然会保持一个时期缩减的趋势。这个定义吸收了以往人口惯性研究的精华，同时为展开全书的论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作者梳理了人口惯性测量方法的发展过程，介绍了测量总人口惯性和年龄别人口惯性的方法，分解出生和死亡对人口惯性的作用的方法，特别是死亡水平对于人口惯性的影响，为进一步计算和解释人口惯性的大小做了很好的铺垫。接着，作者借助模型生命表和模型稳定人口，估算了不同死亡水平和不同生育水平下各种稳定人口的惯性大小，得出结论：在同一死亡水平下，生育水平越高，人口惯性越大；而同一生育水平下，死亡水平越低，人口惯性越大。

严谨的测算和分析

一项有价值有意义的科学研究，仅有抽象的理论构建和逻辑演绎是不够的，应该能对现实世界中的现象和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在前五章理论构建的基础上，“茅书”第6章到第8章分析了中国人口惯性的变化，表明1952～2010年中国人口的增长惯性快速下降趋势非常明显，到2010年已经趋近人口正负惯性的转折点。特别是1990年到2010年的持续低水平，显示我国人口惯性下降速度非常惊人。而且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人口，正增长惯性都已经非常微弱。作者利用历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计算了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全国各省的人口惯性因子，按照人口超强正增长惯性、人口很强正增长惯性、人口较强正增长惯性、人口微弱正增长惯性、人口零增长惯性、人口负增长惯性6个级别，对这4个年份各省(区、市)的人口增长趋势做了分类。对作者的这一部分计算结果和各省(区、市)人口惯性分类，笔者深以为然。从上海、北京先后于1982年、1990年进入零增长惯性，到2000年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山东、重庆、四川进入零增长惯性，再到2010年又有河北、山西、福建、湖北、湖南、陕西进入零增长惯性。1990年进入人口负增长惯性的只有上海，2000年增加了北京、天津、辽宁，到2010年，进入人口负增长惯性的省份达到12个(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山东、重庆、四川)。各省(区、市)人口惯性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几十年生育率变化的反映。比如2010年进入人口负增长惯性的12个省(区、市)，除内蒙古外，其余省、市正是上个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工作的10个一类省、市(重庆当时是四川省的一部分)，因为当时评价各地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生育率，一类地区的生育率先于其他地区达到了比较低的水平。作者指出30年来各省人口惯性呈现快速下降趋势，省际差异不断缩小，并特别强调上海和辽宁在2010年出现了超低人口负增长惯性。

理性的政策建议

除了进行严谨的理论研究，并对过去和现实作出科学的解释和分析，一项科学研究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对未来作出预测、提出建议，即从“是什么”到“为什么”，再到“怎么办”。从第9章到第11章，作者模拟了中国自2010到2050年人口负增长惯性的影响，强调自2020年起，中国人口惯性因子将低于1，出现显著且不可逆转的负惯性增长，由此导致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上升到接近35%。作者认为，中国处于低生育率的时间太长，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后，人口增长惯性经历了大幅度下滑(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44下滑到2010年的1.02～1.08)。在回顾了几十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计划生育政策的一系列决定和产生的影响后，作者提出，2010年至2020年是中国政府提高生育率、出台鼓励生育支持和相关政策的战略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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