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惯性思维击败的明军——另类解读萨尔浒战役

大部分人提起明清争霸，就会想起萨尔浒战役。这场战役之后数十年，明军再也没能夺回战略主动权，一直处于守势。研究军事的专家们则会痛批明军分兵合击的战法，认为这是“手掌摊开打人”纯属自讨苦吃；研究政治的学者，则对明朝屡次重用杨镐的行为痛心疾首，认为明军真正的败因乃是政治的腐败；部分西方学者则将目光放在经济上，他们发现萨尔浒的战败与外来白银输入的减少有着直接关系。经济的烂账，也是明朝走向崩溃的根本原因。笔者无意挑战这些成名学者的观点，而是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析萨尔浒的战败——人类思维惯性的角度。

思维惯性本身并非褒义词，因为其往往意味着经验主义，也代表决策层有着极强的惰性不愿意走出自己的思维舒适区。但不可否认，某种逻辑和行为模式能形成一个舒适区本身，就意味着其经常奏效，能够应对大部分的情况。

萨尔浒战役的目标很明确——占领赫图阿拉，摧毁努尔哈赤的后勤基地。这种打法非常像是汉人之间交战所用的“断粮道”战术，因为女真人或者说建州女真此时已经高度农业化。

有人认为入关前的满洲人是“游牧民族”或者“渔猎民族”，可建州女真并不属于这二者。在明朝建立前，斡朵里部(建州女真的前身)遭到胡里改部的挤压，被迫流亡半岛依附于李成桂——后来李氏朝鲜的创始人（明末的李朝屈服于清朝，也算天道轮回）。明朝建国后，为强化辽东地区的屏障，便要求建州女真回归。当时的斡朵里部领袖猛哥帖木儿答应了明朝的要求，条件是明朝需要给予经济上的援助。于是，明朝在元代站赤的基础上，以开原为中心广设驿站，将辽东南部连成一整块网络。根据《辽东志.外志》记载，永乐年间辽东已经拥有了6条主要的交通线，同时还新增了45个驿站，大大疏通了辽东地区的物流。在拥有了相对便利的交通环境后，汉人和女真人就可以进行大规模巨大的交易（明代称之为互市）。永乐初年，双方就在开原城东四十里处开启马市，汉人们用农具、耕牛、种子去交换女真人的兽皮和马。

根据明朝的边关档案记载，女真人每次进入镇北关和广顺关贸易基本都要买走耕牛和农具。最多的一次一口气买走了足足89头耕牛。在大量贸易之后，女真人农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正统二年（1437年）朝鲜平安道道节制使派人渡过佟佳江时，发现大江两岸已经建立起水利工程，到处都是肥沃的农田和正在放养的耕牛。

当明军在卫所制度的“打击下”逐渐衰落时，女真人却凭借着日益增长的农业产量，养活了大量的人口。这给未来双方地位的变化打下基础。明人赵辅在《平夷赋序》中记载建州女真平均每周“光顾”明朝边境两次，杀死掳走边境汉人达到十万余。大量被掳走的汉人被女真贵族当做奴隶，主要用于农业、手工业、冶金业。这又反向使得女真的社会得以进一步发展，大量汉人充当生产者后，更喜欢弓马骑射的女真人就能得到一定的“脱产”，将更多时间用于训练和打猎，导致双方的战力差距进一步拉大。

明朝后期，女真人已经学会建造堡垒，甚至是小型城市，并将过冬的粮食储备其中。明军则针对这个现象，制定出战术，一场新的博弈开始了。

女真人虽然在生产能力上十分接近关内，但生活中依旧尊奉古老的满洲习惯法。生活中的女真人往往以“乌孙克”为单位聚集，战时以“牛录”为单位集结，政治上推选出一位“贝勒”作为统领众人的领袖。根据学者刘小萌的考证，明代汉文中的“乌孙克”其实就是金朝的“谋克”，“贝勒”就是“都勃极烈”，发音与书面以及包含的意思都没有发生变化。上位的“贝勒”需要给效忠自己的“乌孙克”提供政治与经济上的庇护。双方的关系类似于欧洲的封建制或者秦以前的中原政体——下位者聚集成集体，给上位者提供赋税，并在上位者需要时组建军队支援；上位者需要给予下位者军事庇护，在下位者遭受敌对势力或者马匪侵扰时，及时地提供军事援助。同时，上位者也需要在下位者忍饥挨饿时，提供足以果腹的食物。双方虽不像欧洲的领主与依附民那样有着明文的契约关系，却也有着无与伦比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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