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转型能否跳出知识/人才的成本惯性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能否跳出知识/人才的成本惯性轨道?

李侠李格菲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在贸易战和后疫情时代，为了使发展具有延续性，这个既有模式将被打破，企业需要更换新的发展轨道。现在面临一项紧迫任务: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是否能够如期实现?众所周知，原有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已经不适合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实践表明，促成产业结构转型需要三个基础条件:政策、人才与知识的储备结构。最近十年中国政府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国家的战略安排，在此理念主导下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产业发展的政策，因此衡量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指标就剩下两个:人才结构与知识库存结构。基于前期研究，我们认为当下制约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最大瓶颈因素是人才与知识的储备结构，有什么样的人才与知识储备结构就会形成相匹配的产业结构，遗憾的是由于高级人才与前沿知识的稀缺，导致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进程仍然缓慢与艰难，并有被锁定在既定的人才与知识结构的成本惯性轨道上的可能性。

从人才储备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培养了大约1.15亿大学生，图1显示了过去21年(1998-2018)中国培养了约1亿大学生，这对于整个中国社会人才/知识储备状况的改善意义重大，仅就支撑产业发展而言，这一人才储备带来两个结果:首先，这些源源不断供给的中、低端人才全面支撑了中国庞大的中低端产业结构对于各类人才的需求;其次，从知识产出角度而言，中低端知识的供给多于需求，导致中低端知识的市场价格降低。这种知识与人才的低成本效应，支撑了中国数量庞大的中、低端企业对于相应知识与人才的需求，而市场需求信号又助推大学继续为市场培养这些中、低端人才，从而形成了企业对于现有知识/人才的依赖，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作企业发展的成本惯性。

图1:中国历年(1998-2018)大学毕业生数量(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

我们不妨再看看同期代表中高端人才的供给情况，根据图2可以清晰看到:在过去的21年间(1998-2018)，中国共招收了约930万研究生，其中博士研究生120万，硕士研究生810万，仅就2018年的数据来看，大学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比例为:1:9.3%:1.16%，如果把研究生总体作为中、高端知识与人才的代表的话，那么，大学生:研究生的比例为:1:10.5%，如果我们上述关于企业成本惯性的假设成立的话，那么，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产值与总的工业产值的比例也将与这个人才比例趋同。

图2:中国历年(1998-2018)研究生招生数量(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可以看做是一个企业利用其所拥有的知识/人才的产出，这种产出函数受所在企业的管理模式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从图3可以看出，2005年中国高新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国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13.65%，到2016年这个数值变为13.27%，在12年的时间里，高科技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与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总量都有大幅提高，但是两者的比值没有多少提高，仍然维持在13%左右。初略来看，高新产业与全国工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比值(13%)与刚才得到的人员结构的比值(10.5%)高度趋同(产值比中去除管理模式等差异造成的影响)，由此可以印证上述的企业成本惯性轨道假设。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进程仍处于起步推广阶段，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首先，支撑产业转型的高端人才与前沿知识库存仍然不足;其次，企业发展的轨迹仍然锁定在廉价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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